7月初，赵薇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没有别的爱》男主角戴立忍所持立场在网络发酵，沸腾得满城风雨。这部影片的原著是德国犯罪小说家英格丽特•诺尔所著的《公鸡已死》。
英格丽特•诺尔 既是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德国女性，又是一位被誉为德国“犯罪小说天后”的作家。看似可爱的老太太，却已经制造过很多次绝不乏想象力和创造性谋杀案。这位当代最成功的德国写字台杀手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最近她的《女药剂师》中译本由浩林文化和作家出版社首次引进中国。
以下为节选片段。
除了那句家庭格言“有钱的人不谈钱”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高自大之外，母亲并没有从她的家族继承到什么遗产。她在我父亲面前基本上显得谦卑恭顺，只在他不在家时才偶尔发发脾气充当伟大的女霸王角色。这一点直到父亲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便发誓抛弃对所有荤菜的兴趣，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像传教士一样对他的家人产生影响时，我们小孩子才明白过来。不过出于对我们生长发育的关心和同情，他允许我们周日吃点儿里昂香肠，来上一只鸡蛋，或者在番茄酱里加上一些碎肉末。
每天下午四点，当其他家庭主妇们给自己煮上一杯咖啡时，我们矮胖的母亲会为自己、我和我哥准备好名副其实的肉宴。这是唯一体现哥们儿义气的事，人家可能会在背后议论她，是她勾起了我们这种丑恶的欲望。
我们必须在父亲回家之前把所有和肉有关的东西清除干净，好比要把尸体清除得一干二净一样。不管是骨头、肉皮、肥肉，还是气味或者油腻的盘子，都不允许为我们悄悄的罪行留下物证。我们的牙齿必须刷净，垃圾必须清空，厨房里必须喷上有着橙汁芳香的喷雾液，让其恢复到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状态。
不过我其实还是父亲的乖女儿，为自己吃下荤菜的不诚实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要不是他的转变在我童年时代那次巨大的心灵创伤前一年发生的话，我肯定要把这件事归罪到自己头上了。
父亲也喜欢那些涉及金钱方面的格言。我们早就知道“金钱没铜臭味”“金钱不会在马路边找到”以及“金钱万能，但并不带来幸福”之类的话。不过他大多在喃喃自语：“钱不是问题。”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钱花掉：我哥十一岁那年想学钢琴，他二话不说就买了架音乐会用的三角大钢琴，它至今依然摆放在父母家的客厅里，可惜我哥只在那上面胡乱敲击了八个月。另外，父亲坚持要我省下零花钱来购买三角尺、荧光笔、发夹和网球鞋。母亲就算不知道她老公究竟赚多少钱，但估摸他应该是属于高收入者。因为钱在我们家里不是问题，所以她偶尔要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要求。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的时候，父亲又送了我一辆小轿车，这原本是我哥希望得到的礼物。
我很早就懂得，父母的爱可以用自己的成绩换来。父母为我优异的学业成绩、我的勤奋以及我作为家庭主妇的最初成就感到自豪。
我珍藏着一些照片，照片上我在做园丁活儿，小小的脑袋上戴着草帽，手里拿着浇水壶。父亲也有意把我培养成厨师，我系上一条大格子图案的围裙娇态十足地用牙膏装饰各种不同的沙箱大蛋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还想把我培养成护士。我的小床上四处堆放着所有的玩具娃娃和玩具狗熊，我用卫生纸做成的巨大绷带将它们缺胳膊断腿的肢体缠绕起来。有些玩具上有了丝丝斑痕，我用红粉笔在它们的脸上加了点点。我记得有过一次唯一的经历，这种护士综合征竟然导致父母起了争执，因为我充满激情地对一只并非刚死去的鼹鼠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当时我还自以为是家里的宠儿：一个勤勉可爱的姑娘，乐意戴上自己的小头巾。就是上学之后，我也同样满足家人所有的期盼：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后来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显示出才华。十岁时，我采集植物，压制它们做成植物标本，这些东西我至今还收藏着。我身上的一切和我的全部家产必须干干净净、整理妥当，我的房间被我收拾得一尘不染，我按照自己的原型寻找和我玩耍的女伙伴，我必须从卫生角度让养殖在地下室里的蚯蚓和储存的苹果保持隔离。
到了中学，我孜孜不倦地学习却绝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赞赏。我用一把直尺和黄色荧光笔把教科书上面的重要句子认认真真地画出来，可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却被视为滑稽可笑：他们说这是个人追求虚荣的表现。我想尽力和女同学保持友谊，可还是失败了。老师们不断地赞美我，其后果只能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我十二岁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件大事。有一次课间休息，女老师离开教室，我也赶紧奔向厕所，每次心情烦躁时我上厕所的频率就会加大。随后我想回到教室里，可门却再也打不开了。至少有十多个人从里面顶住门，我从外面可以听到那种轻轻的窃窃私语声和暗笑声。实际上我并没有特别迅速地陷入混乱之中，可那是在一月，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整个上午我都感觉受不了了，此刻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我用尽全力扑向这扇灰油漆粉刷的已被抓出抓痕的木门，正是它将我和所有其他同学分隔开。再过几分钟就要上课了，我恐怕只能眼睁睁地等着上课铃声响起，而所有的同学都会在女老师进来时面带无辜的表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我把上课迟到的事看得过于严重，结果拼着命来了一次助跑，因而注定了惨剧的发生。
门松动了，好像谁也没有堵住它一样，我像一颗子弹一样“嗖”的一声从门槛上冲过去。我同时还感觉到那只黄铜把手在我的手里发出沉重的碰撞声，随后我就跌倒在绿色的亚麻油地毡地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女老师进来了。我的敌人们仿佛鬼火一般飞向自己的座位。
老师当然向我发问了。我什么也没说，人们肯定永远不会原谅告密者。教室里马上又变得安静起来，可一个男同学不见了踪影。“阿克塞尔出去没回来。”我的女邻座说。老师派了一名侦察员同学出去寻找，可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老师这下也急了，亲自跑到外面的走廊上，叫喊着，甚至还进了男厕所，尽了自己应尽的监管责任。最后，有一个同学说，阿克塞尔可能回家去了，因为他担心我会告他的状。因为他总是有理由旷课，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
